《左衽吟》连载2:春梅狐狸文章硬伤举例

岭南汉服 |2018-01-30 23:28:04

左衽吟:华夏衣冠民族精神之管窥

汪家文

广州岭南汉服文化研究会(筹)副会长

连载2

2、春梅狐狸文章硬伤举例

从公众号“传统服饰”的号内搜结果中引用情况来看,春梅狐狸对自己发布的《左衽?右衽?你暴露的正是对服饰史的蛮横无知!》是比较满意或得意的,即便2017年7月我在微博上公布过本文观点和目录后,她除了嘲讽并继续给自己的文章打广告外,就是在公众号里多次提及该文。

《左衽吟:华夏衣冠民族精神之管窥》连载2:春梅狐狸文章硬伤举例

http://weibo.com/1656354573/FdgvEnL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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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cn/R8P7dj2

实际上,该文中存在着大量错误,有的错误还是非常低级和恶劣的,比如作为一个拥有较多关注量的服饰史“科普”公众号,其中存在服饰史常识性错误;比如文中对历史学家的观点进行断章取义进而得出与专家完全不同的观点;再比如对中国古代主流思想的儒家进行陈腔滥调式的错误描述,以及其他常识性的史学错误。

最近,纪念沈从文服饰史论坛即将举办之际,春梅狐狸发表《如何看待高春明:他带领很多人认识古代服饰,却也误导很多……》[21]一文,多次强调了一个十分令人“感动”的观点(粗体、蓝色为笔者所加):

科学之所以不等于迷信是因为懂得什么时候承认“我错了”

……不纠正自己的错误就难以开脱了。

……不纠正过往错误,这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了!

如今我已经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这样的场合了,不害怕自己无知,只害怕自己不够求知,也不害怕自己犯错,只害怕自己老了成为一个死不认错的人。

只是不知道,笔者在这里给她分析出来的错误,她会不会认错?会不会纠正?她会不会成为自己所害怕的人?笔者心中自有答案,各位读者以为呢?

2.1、元代蒙古人服饰都是右衽吗?

春文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辽金左衽、元代蒙古人右衽、明代左衽,所以华夷之辨思想未被汉人广泛接受或执行(反倒是蒙古人在某种程度上执行了):

导致现在很多人咋咋呼呼的“左衽”,往往出现于明代,并且集中于明代前期女装上,这是因为明朝前面的辽金有一个穿着习惯,然后被延续下来了。反观元代的蒙古人却是无论男女都是“右”,如果真有这座华夷之辨大山为何却是反过来执行呢?(春文)

明代人对左衽的态度后文会论述,这里要问的是:元代蒙古人服饰无论男女都是右衽吗?这是服饰史常识吗?我们通过文物资料、服饰史专著来细究一下。首先看一下大家更容易接触到的、一些服饰史专著中的相关资料。

1)服饰史专著中的资料和观点

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的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中国服饰史的经典著作,被文物专家和考古学家孙机称为“中国服饰史的第一部通史”[22],此书有2处介绍元代左衽现象,其1是西安出土元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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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男仆和结发、左衽上衣、长裙女仆陶俑(西安湖广义园出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沈从文指出:“图中男女均穿宽大长袍,用带子束腰。女子衣左衽。男子两耳旁用发辫各结一环,额前垂发一小绺作成小桃子式,是元代蒙古族男子通常装束式样。统治者和仆从,区别不多。”[23]相同资料另见于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蔡子谔《中国服饰美学史》、沈从文、王孖《中国服饰史》等。[24]

相似形象另见于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黄能馥和陈娟娟《中国服装史》、周汛和高春明《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陈茂同《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制》及孙晨阳和张珂的《中国古代服饰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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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元女俑,上衣作左衽式。[25]

以及蔡子谔《中国服饰美学史》和曾慧洁《中国历代服饰图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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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出土陶俑,穿左衽短衫、长裙的元代妇女。[26]

也就是说,仅我个人所见,至少有11本服饰史书籍中有这一资料或相似资料,其中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分别为服饰史入门必读书之一,是连春梅狐狸最鄙视的“汉服爱好者”中很多人都了解或知道的书。如此明显的资料,春梅狐狸会不知道吗?抑或认为错误明显而不值一驳?即使是都错了,也不能在这篇“如此重要”的文章中熟视无睹不加说明解释吧。

我们继续看,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收有元代其他的左衽形象,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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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博物馆藏太原市小井峪元墓壁画,服汉人服饰,惟妇人作左衽。[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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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博物馆藏太原市小井峪元墓壁画,左衽半袖短衣长裙奏乐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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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赤峰三眼井元代墓壁画,像服短半袖(半臂),内服左衽窄袖襦或衫。[29]

1996年,周汛、高春明在《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代序中认为元代蒙古族女装多用左衽并配图:

(元代)蒙古族妇女亦以袍服为主。其制多用左衽,袖口较为紧窄。下体则穿套裤,无腰无裆,仅有两只裤腿,穿时用带系在腰际。实物在山东等地的元代墓葬中,曾有不少出土。……汉族妇女仍以襦裙为主。由于受蒙古族习俗影响,服装的样式也有变化,有时也用左衽,色彩比较灰暗。[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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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左衽衣的元代妇女[31]

1999年《中华历代服饰艺术》和2011年《服饰中华——中华服饰七千年》中的元代女瓷俑左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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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馆藏穿左衽交领短衫长裙的元代女瓷俑。[32]

再看一些专家的观点和认知: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指出:“元代社会等级制度极严……妇女衣服……合领左衽为定格,通名为袍。正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一说的‘国朝妇女礼服,鞑靼曰袍,汉人曰团衫,南人曰大衣,无贵贱如之’。”[33]

1999年,孙世圃在《中国服饰史教程》中认为:“(元代)在服饰上保留了原民族最明显特点的就是左衽,其余几乎照搬汉人之服。”[34]

2004年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社会生活卷》:“(元代)蒙古妇女的袍服,一般形式较宽大。左袄式,衣长及地,大袖而袖口处渐窄小,袍内穿套裤,足着尖头革鞋配之。”[35]

2005年,冯泽民、刘海清在《中西服装发展史教程》中记述封建社会后期蒙古人服装女袍服为左衽:“蒙古族的服装民族特征尤为突出。男子长袍,圆领大摆,腰部缝以辫线,制成宽围腰,或钉成排纽扣,下摆折成密桐。首服则冬帽夏笠,色与服同。女袍服为左衽窄袖,内着套裤。裤无腰无档,以带系于腰间。”[36]

2011年,郝艳华在《云想衣裳花想容——中国历代服饰》中认为元代汉族女性受蒙古族影响而穿左衽:

元代汉族妇女仍保持着宋朝的服装形制。没有按蒙古族的服饰穿着。上衣式祥有比较瘦俏的褙子、衫襦,披云肩;下穿多褶裙,还有右衽大袖的衫襦。后来受蒙古族妇女服装的影响,则多穿一种用黑褐色粗布或绢做的左衽、窄袖长袍,腰束大带。[37]

2011年,黄辉在《中国历代服制服式》中写道:

元代服式特点,概括起来有二种基本类型:一是蒙族的质孙服式,……(略)这种服饰特点从上至下是一种颜色,主要有大红、桃红、紫、蓝、绿几种,其形式皆为袍袄形式,多是左衽,窄袖,袖长过手,袍长过膝,腰束软带,下穿瘦窄上口裤,足着靴。另一种类型是汉族服式,……(略)[38]

2013年,王鸣在高职高专艺术设计类规划教材《中国服装史》中总结道:

元朝服饰分为蒙制和汉制两种。典型的蒙古族服饰为:男子穿窄袖袍、束腰带、蹬皮靴;女子穿袍服,交领、左衽、长及膝,下着长裙,裙内也着裤;贵族妇女戴‘顾姑冠’,足着软皮靴。元朝时期,汉族女子服饰一般沿用宋代的样式,以交领、右衽的大袖衫或窄袖衫为主,也常穿窄袖的长褙子,下穿百褶裙,内穿长裤,足穿浅底履。[39]

2013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服饰集卒》中,有根据山西平遥双林寺泥塑、西安湖广义园出土元代女俑、参照内蒙古博物馆藏棕色印金罗对襟夹袄、苏州南郊吴王张士诚曹氏墓出土菱纹提花裙复原的元代左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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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图:元代后妃、宫女服饰[40]

2013年,刘瑞璞、陈静洁在《中华民族服饰结构图考·汉族编》中认为:“具有多样性、丰富性的民族特点,交领大襟,左、右衽共制是元代服装的一大特色。”[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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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璞、陈静洁:元代袍服左右衽共制

文物资料和服饰史观点影响到了一般史学书籍,例如2014年马兆锋在《刀锋上的帝国:宋辽夏金元乱史》中说:“元代汉族女子,仍穿襦裙或背子,由于受蒙古族影响,男女服装的样式也有所变化,有时也有左衽,女服的色彩比较灰暗。”[42]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以上可能不完全是指元代的蒙古人,观点和成果不一定都很准确,有的甚至存在明显的问题,不同观点间存在矛盾,因而不能直接作为学术论证的依据,读者应予分辨;此处主要作为对业界常见观点的收集和展示,用来说明春梅狐狸这样的作者对服饰史学研究动态缺乏足够的考察,不站在专家和前人已有的成果上进行修正或创新,很难有可靠的结论和成果。

下面来看相对更可靠的文物资料。

2)文物资料中的元代左衽女装

《文物》1979年第8期发表潘行荣遗作《元集宁路故城出土的窖藏丝织物及其他》,其中记载内蒙元集宁路遗址出土一件通长126厘米的印金提花绫袍:

2.印金提花长袍一件。天蓝色地、斜纹提花线,经纬密每平方厘米48×36根。袍系用两匹提花绞裁剪,都是缠枝牡丹花。衣料上印制的金花,每朵2×2.3厘米,八朵为一组。每组有牡丹、莲花、菊花和草花等。长袍为交领左衽,领长17、宽6、通长126、上摆宽70、袖口宽17.5、腋下至肩宽35、袖长70厘米。袖口镶4厘米宽的贴边,大襟镶2厘米宽的贴边,都是挖花织物,上织缠枝草叶纹。[43]

刘瑞璞、陈静洁在《中华民族服饰结构图考·汉族编》中认为该长袍应为蒙古贵族所服:

“按蒙古族固有的习俗,天空中的青色被尊为最崇高的颜色,并非一般百姓及官员所能穿用的。”“集宁路为下路,达鲁花赤及总管的品秩为从三品,其命妇服用的这件有金花的提花绫长袍应系金答子,是符合当时规定的服饰制度的。”年代应在1309-1351年之间。[44]

陈高华在《元代妇女服饰简论》一文指出,元代墓室壁画为女性的服装提供了形象资料[45]。所以下面来看更多的壁画资料。

1983年,项春松在《文物》上刊登1982年出土的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元墓壁画,其中有左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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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元墓对坐图,女主、女仆都为左衽。[46]

项春松并指出:“从服饰的民族特征看,男主人及男仆所载宽沿圆顶帽,饰帽缨,这是元代贵族中常见的帽式。”因此笔者判断为元代蒙古人应基本无误。

该图被收入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和徐光冀《中国出土壁画全集3·内蒙古》等专著中。[47]

1985年,辽宁省博物馆、凌源县文化馆在《文物》第6期刊登凌源富家屯元墓壁画《启关图》和《探病图》,其中女装为左衽:

启关图右侧第一人身穿蓝色左衽长衫,外罩黑色半袖开襟短衣,右手探出门外。第二人,圆脸,神情庄重,耳饰坠,着白色长衫,罩蓝色对襟短衣,双手端一黑色圆盘,内放两只杯子。第三人身材较高,神态安祥,身着红色左衽长衫,罩蓝色半袖对襟短衣,双手捧持玉壶春瓶。[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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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富家屯元墓壁画《启关图》

探病图左右两侧各有三女子前来探病。右侧绘一列并进三人。里边一人,……穿左衽黑领缘白色长衫,外罩绿色半袖对襟短衣,……画面左侧绘鱼贯而行三人。前面一人走近榻边,……穿左衽红色长衫,外罩绿色半袖对襟短衣,披绿披肩,双手拱于胸前。[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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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富家屯元墓壁画《探病图》

作者认为:“从壁画上人物的相貌和葬俗上的一些特点看,墓主人很有可能是蒙古族人。”并指出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壁画中,妇女袍服均左衽,并在长衫外罩半袖通领对襟短衣,饰披肩,这种情况,在其他元墓壁画中也多见,可知这种装束为元代妇女通行的服装。”[50]

2008年,王久刚在《文物》发表《西安南郊元代王世英墓清理简报》,介绍2005年西安南郊元王世英墓清理情况,其中有左衽女立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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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着左衽交领长袖衫的双螺髻女俑[51]

简报指出“墓志记述王世英为陕西省京兆府耀州富平县人,精通蒙古语”,并记述了王世英作为蒙元官吏的反对抗元宋军、招抚投降宋军等行径,可见王世英不论民族血缘,其心理认同、生活习俗都很可能是蒙元化的。

作者认为该墓反映的是蒙古草原文化,报告最后指出:“此墓墓葬形制在西安地区已发掘的元墓中未出现过,特别是墓室顶部具有典型的蒙古文化特点。出土的两件骑马俑,均为头戴毡帽的女子,女立俑中1件着男装,反映了蒙古族妇女性格豪放、善骑,对中原文化有一定影响。”[52]

2年后,王久刚在《文物》发表《西安南郊潘家庄元墓发掘简报》,介绍2003-2004年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在西安市南郊潘家庄村西和村南发掘清理的元代墓葬,其中3件女立俑为左衽:[53]

女立俑1件。面庞圆润,神态祥和,头发中分,梳于脑后两侧,挽成双髻。上着右襟左衽交领窄袖短衫,领边较窄,短衫外胸下系一带,末端打结垂于胸前,双手隐于袖内,袖褶层次分明,下着及地长裙,腰间裙带末端一长一短露于衫外,裙下稍露足尖。

女立俑2件。上着右襟左衽交领窄袖短衫,领边较宽,胸下系带,于胸前系成蝴蝶结状,带末端并齐下垂,下着及地长裙,腰间裙带末端一长一短露于衫外,裙下足尖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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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庄元墓3件左衽女立俑

虽然未对该墓主民族身份进行确认,不过王久刚指出该墓“M184出土的女立俑、马、牛、羊、猪、狗、鸡、六棱瓶、车等与曲江溪水园元代王世英墓所出同类器形制相同”[54],说明墓主与王世英所处年代与地理都非常接近,考虑到当时蒙古统治的民族分治与压迫政策,汉人地位低下,相较蒙古人建立墓葬的可能性要低很多。因此可以推论该墓为蒙古人墓葬,或者其服饰特征很可能受到蒙古人的很大影响。

2014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陕北横山县罗圪台壁画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其中墓主5位夫人俱为左衽服饰,男主衣襟掩向则不能清晰辨认:

墓主夫妇六人并坐于长榻上,身后为四出方格纹屏风,上有帷幔轻挂。男主人坐于中间,正面向前,五位夫人分别坐在男主人两侧,微微侧身袖手望向男主人,夫人均内着左衽短襦衫,外罩开襟半袖衫,下穿长裙。……邢福来告诉记者,从壁画中人物的面貌、服饰来看,墓主应是蒙古人[55]

2016年,邢福来等在《考古与文物》发表了罗圪台墓的发掘简报,可见除西侧中层《墓主夫妇并坐图》,西南壁下层《备茶图》也有左衽侍女形象。[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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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罗圪台壁画墓西侧中层《墓主夫妇并坐图》、西南壁下层《备茶图》

3)元代只有女装出现左衽吗?

实际上,元代蒙古族的前身即被历史明确记载穿左衽。孙进已认为:“蒙古族是以室韦系各部为主体吸收其他各族的成分融合而成,蒙古之名就是从室韦中的蒙兀室韦音转而来。”[57]《旧唐书·室韦传》载室韦服饰:“畜宜犬豕,豢养而噉之,其皮用以为韦,男子女人通以为服。被发左衽,其家富者项著五色杂珠。”[58]董晓荣在《兰州学刊》上认为:“蒙古族在室韦时期与周边少数民族一样皆着左衽式服饰。”[59]后来受汉文化影响才逐渐采用右衽。

200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表《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60],其中刊登了多幅入葬日期为公元1269年(元世祖至元6年)的墓葬画像,其服装则不论男女都为左衽,详细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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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蒲城元墓壁画《堂中对坐图》

堂中对坐图”是整个墓葬壁画的中心。……图中墓主夫妇对坐于一座屏风前方,男主人面部丰满,唇上和颏下留须,眉目含笑。头戴折沿带披缨帽,身穿淡蓝色交领左衽束袖长衣,腰间扎系红色包肚,足着红色筒靴。左手触膝,右手轻拽衣襟,坐下一把黑色圈背交椅,双足置于椅前踏板。女主人面庞宽圆,眉分八字。头顶“姑姑冠”,身着红色左衽束袖覆足罩袍,右手置膝,左腕轻搭于圈背交椅的扶手上,足下置有脚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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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蒲城元墓壁画《男侍图》

西北壁尺寸为0.82米×1.37米,绘一少年男侍,头顶留撮发,耳根绾髻,为蒙古人“婆焦”发式。面容清秀。身着黄色左衽长衣,腰系黑革带,带右悬囊,足蹬红靴,拱手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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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蒲城元墓壁画《行别献酒图》

西壁和西南壁的“行别献酒图”……图中有4个人物,北侧两人跪地敬酒,一人略前,头戴黑色瓦楞帽,身着左衽白袍,腰扎革带,左侧悬囊挂匕,足着黑靴,双手托盘,盘上置有两只酒盏。……偏南的受酒人头戴沿皮帽,着左衽红袍,腰束革带,亦挂匕悬囊,足蹬黑靴,欠身探手欲执酒盏。身后侍立一人,戴翻沿皮帽,环眼虬髯,身罩左衽蓝衣,腰系红色包肚,足蹬黑靴,双手叉腰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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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蒲城元墓壁画《醉归乐舞图》

东壁与东南壁“醉归乐舞图”合并尺寸为2.14米×1.82米,内容表现蒙古贵族醉酒欲归,随侍乐舞相娱的场面。画面人物共6个,北侧第一人身份较高,头戴折沿带披帽,着左衽蓝袍,束裹包肚,足穿黑靴,似酒醉离宴而出,由一仆搀扶,垂臂虚足,一副醉意惺忪之态。身侧侍仆无冠,留“婆焦”发,着左衽白衣,束带蹬靴,搀主人左臂,一副恭谨逢迎之态。身后一侍,头戴白色斗形笠帽,着左衽红衣,足蹬黄靴,左手执酒盏,右手持玉壶春瓶,跨足向前。其余三人中一人平举双臂,右腿微抬,作出起舞姿态,服装靴帽近于被搀之人,唯长衣作红色,腰右系囊,左侧挂包悬剑。身旁一人头戴白色斗形笠帽,着左衽白衣,束带挂包,蹬黑色靴,两腿微屈,击掌作节。另一人居后,头戴黑色斗形笠帽,着左衽红衣,系带蹬靴,怀抱四弦“火不思”,正在运指弹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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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蒲城元墓壁画·甬道西壁《放牧图》

甬道西壁绘“放牧图”,北端为一前行回顾的执鞭牧人,头戴斗形笠,身穿左衽红衣,束带着靴。

简析一下该墓主民族属性。早前刘恒武在《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壁画》也指出“该墓形如蒙古毡帐,周壁绘以帐慢,顶上留有犹见于今天敖包的‘天窗’”[6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记述该墓形状为“八边弯窿顶形状”,据墓中题记知,墓主人姓张名按答不花,为汉、蒙合用。报告认为,墓主夫妇为蒙汉合璧,即男主为蒙古人,女主为汉人。[62]

《堂中对坐图》和《醉归乐舞图》另见于黄能福、陈娟娟、黄钢编的《服饰中华——中华服饰七千年》[63]和《中国出土壁画全集》[64]

2016年发表的《陕西横山罗圪台村元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显示罗圪台壁画墓中也有左衽男子形象[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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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罗圪台壁画墓《中层北壁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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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罗圪台壁画墓《下层南壁伎乐图》

这些表明,元代蒙古人不止女性服装有左衽,男装同样存在左衽。

当然,由于非华夏的统治者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汉文化的浸润影响,左衽会更趋减少(特别是男装),比如明朝长期与蒙古人接触的边防重臣萧大享曾记录说:“夫被发左衽,夷俗也。今观诸夷,皆祝发而右衽矣!”[66]

2.2、左衽可能“根本不是”衣襟交叠?

春梅狐狸还拉顾颉刚先生,在开头和文中分别表示左衽“(可能/如果)根本不是”衣襟交叠:

“左衽”的意思可能根本就不是后世我们所认为的衣襟左掩的,所以这个问题也本身可能就是伪命题;

以上全部,洋洋洒洒,都是建立在“左衽”须解释为衣襟交叠的顺序上,但是如果“左衽”根本不是这个解释呢?……顾颉刚先生就曾提出“左衽”的“衽”根本不应该解释为衣襟,而是衣袖。……此外,“衽”也可以解释为“裳”……(春文)

“衽”根本不应该解释为衣襟?

“根本不应该”?

历史学家顾颉刚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很明显这是春梅狐狸对顾颉刚观点的断章取义和歪曲!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史林杂识初编》,顾先生在《被发、左衽》一文中明确指出“案:‘衽’自有襟义,而亦有袖义”[67]。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承认辑安通沟第12号高句丽壁画墓中左衽服饰“之‘衽’乃襟非袖,与旧说合”。接着又评论《北齐书》中的左衽记载,认为“是北齐亦左衽,故论掩衣法而及之”,论《南齐书》相关记载时指出“此可见‘左衽’之‘衽’确非指袖”。[68]
《左衽吟:华夏衣冠民族精神之管窥》连载2:春梅狐狸文章硬伤举例

《左衽吟:华夏衣冠民族精神之管窥》连载2:春梅狐狸文章硬伤举例

中华书局《史林杂识初编》中的《被发、左衽》

不禁要问,是谁给了春梅狐狸勇气歪曲专家观点?是有意,还是阅读不仔细?

从汉语言学科角度,一个字、词有多义非常正常,但春梅狐狸却试图用多义中的内容来混淆甚至否定其中的单义,这是犯了很浅显的语文错误。当然,读者可以接受我这种猜测,但我却并不会真的相信她的语文水平只有这地步——我更相信是对汉服与汉服复兴的怨念或憎恨影响了她的判断——否则以这样的水平或研究态度,她其他的文章岂不是同样令人疑虑和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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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大字典》中“衽”的多义[69]

在这里,我在附录1中顺便列举一些辞典中的“左衽”词义。当然,光靠辞典释义还远远不能搞清楚左衽的深刻含义和历史本原,读者请注意。实际上这些辞典释义失之片面,过于简单,所以我会在后文通过考察提出全新的释义。

2.3、彻底歪曲儒家君臣、父子理念

春梅狐狸认为反对“左衽”的“本质问题是儒家讲究的伦理秩序”、有“站着儒家维护封建组织的用心”:

我就多啰嗦几句哲学上的问题,大家会更明白一点“左衽”这件事的本质。我们都知道儒家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李石岑在《中国哲学十讲》里说到这是一种唯心论,孔子主张正名。说白了就是,一个人的名头上有了“君”,那么这个人就自然拥有了“君”的权力和威望,哪怕这人极其昏庸无能做“臣”的都不能去推翻他,因为“臣”名头下的那个人就只有“臣”的地位和职责。这些伦理也好道德也好封建组织也好,它们的体系建立在正名。我们从小接受的是唯物教育,所以听起来会有点奇怪。(春文)

一方面,左衽的文化含义及对其之否定贯穿孔子以来中华王朝各个时期,虽由儒家提出和强化,但也得到道、释等非儒力量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接受(后文论证),另一方面,狐狸的这几句“罗嗦”违背真实的历史和儒家精神。

首先,通过阅读上下文,“哪怕这人极其昏庸无能做‘臣’的都不能去推翻他”并非李石岑在《中国哲学十讲》中的明确观点,阅读原文即可知晓,此不赘述[70]

——这只是春梅狐狸对专家意见的再次曲解,是其自己的过度发挥,这意思与所谓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差不多。

其次,这种发挥与真实的儒家精神相违背。对儒家精神,杜车别有很专业的研究分析,这里不妨也来看看。但因篇幅较长,作成附录,读者如无兴趣也可忽略不看。

2.4、反对左衽只是儒家的主张吗?

……所以“左”“右”本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方位而已,衣服嘛往左穿还是往穿右最多关乎顺不顺手,照片视频更简单了镜像一下就好了。但是被挂上了华夷之辨、生死之别,背后更站着儒家维护封建组织的用心,那就不得不复杂许多了。

哪怕退一万步讲,当作这些争议都不存在,也不考虑历史的真实情况,有人真的愿意顺从儒家伦理去做这个“左”“右”的区别,那也很不好意思啊人家也可以不遵从儒家的主张啊,毕竟不信奉儒家如今可不是死罪啊!(春文)

首先,儒家虽然并非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全部,但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点和代表,儒家主张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反对左衽并非儒家一家主张,道、释思想中也存在类似观点;

再者,反对左衽的理念早就超出单一思想派别的范畴,甚至还影响到国外,例如朝鲜。

详情见后文的考证发现。

2.5、“右衽”楚国被孔子“算了”夷狄吗?

春梅狐狸为了论证孔子反对左衽的思想的混乱,用“以蛮夷自居”的右衽楚国来试图证明夷狄并不一定是服饰左衽,进而表明孔子“说了不算”、后世更不一定:

楚国的情况则复杂一点,因为很多人认为以楚国的文明程度是不能算作蛮夷的(好想写楚国啊,绚烂到个不行!),但是在史书里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楚国自己都是以蛮夷自居的,而且它的确算作齐桓公当时的重要对头,所以孔子应当是算了楚国的。但是楚墓真发掘了不少,右衽这件事是无疑的了。

可见孔子就连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夷狄是不是“左衽”都说了不算,那后世的效果就更可想而知了!(春文)

其实,春梅狐狸这里想论证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她可能想批判“蛮夷一定穿左衽”的思想,实则蛮夷也可能穿右衽。因为确实很多非华夏(汉)族的其他民族受汉文化感染而改穿上右衽的服饰,这在几千年历史上可以说是数见不鲜。也就是说,左衽(主要指生者)不是汉族的传统服饰,但其他民族的服饰却也可以是右衽,只要生产力水平或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一定地步,能主动融入汉文化,抛弃落后、野蛮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那么改左衽为右衽就比较正常了。我在《汉服简考》中列有很多古代其他族群倾慕汉文化、改穿汉服的史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

此外,春梅狐狸还有一个大的历史错误,就是把楚国当成了“夷狄”。楚国自称蛮夷就是蛮夷吗?看问题真的可以这样简单而不用深入思考的?可见她对蛮夷、野蛮含义的了解,还十分欠缺。因篇幅大,我无法在此展开论述,推荐大家参阅笔者《不懂野蛮含义,不能谈华夷之辨和宋元明清换代》一文,从“蛮族专事制造人类文明灾难”“国外学者对蛮族野蛮的描述”“野蛮风俗在现代社会的残留”3个方面来思考何为野蛮、何谓蛮族(蛮夷)。[71]

还要批评一点,即春梅狐狸所谓“孔子应当是算了楚国(为蛮夷——引者注)的”。孔子曾经赞赏楚昭王,到了楚国后受到礼遇,楚国国君甚至想封孔子700里地(《史记》:“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72]),因大臣担心孔子与其弟子的卓越才能而劝止。自己主动投奔的国家会是孔子心目中的蛮夷吗?

再换个角度,春梅狐狸既然感叹“楚国绚烂”,又怎么能把楚国当成了蛮夷?只是为了批评“汉服圈”才这么做吗?

春文中还有其他细节错误,限于精力,我不能一一指出。该文中批评“汉服圈”“造谣一时爽,科普跑断腿”,究竟是谁在造谣已经是一目了然。对于这样一位对严肃学问缺乏严谨探究态度的公众号主,是不是应该改“远离汉服理论,保全思考深度”为“远离春梅狐狸的科普,保全正常的逻辑”?

2.6、为什么要专文驳斥春梅狐狸?

当然,我并非对春梅狐狸的服饰史科普作全盘否定,在其他方面可能是有作用的,但是由于非学术的原因(这方面的信息量大到可以再写一篇论文了)而愤恨、迁怒于汉服复兴这一日趋全民化的文化运动,进而使用不恰当的学术手段进行嘲讽、诋毁和攻击。希望读者能明白。

可能有些人对我花这么大的精力和篇幅来驳斥春梅狐狸感到不以为意。我之所以这么做,绝不仅仅是为了驳斥某一个人,而是3方面原因:

①基于汉服复兴志愿者和爱好者以及传统服饰爱好者普遍存在的缺乏思考、不喜读书、人云亦云风气;

②基于很多人对同胞、同好、同袍缺乏互敬互爱和耐心,以嘲讽为乐、以刻薄为趣的思想性格是最令人无奈的;

③汉服群体缺乏既能认真又能坚持不懈做科普和研究的力量,导致仅凭春梅狐狸1人就能“diss”整个汉服群体,造成汉服爱好者们思想混乱,相互之间连一些基本理念也无法取得一致。

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不学无术的春梅狐狸能成为大家了解服饰史和汉服知识的最重要窗口平台?为什么《中华遗产》这样的杂志都要请她撰文(文中同样存在问题)?首先要看她的推文量:

2015年:约154篇;[73]

2016年:约170篇;[74]

2017年:约229篇。[75]

其次则思考其读者群,读者们是什么样的人、具备多少学术涵养和批判性思维?读者们需要什么样的传统服饰或汉服内容?这个道理与方学家、南卡罗来纳大学副教授亦明研究方学时所指出的“对方舟子现象进行社会学分析是方学之所以为‘学’的两大支柱之一”[76]类似。

但最重要的,还是汉服群体的自我反思,这方面问题我日后再撰文说明。在此我号召有志于宣传和复兴汉服、汉文化的同袍们,行动起来,联合起来,把汉服复兴所亟需的内容写出来!坚持不懈地创作和传播!

附录1:现代辞典中的“左衽”

需要注意的是,辞典释义不能作为学术研究的依据,光靠辞典释义还远远不能搞清楚左衽的深刻含义和历史本原,读者请注意!实际上这些辞典释义过于简单,失之片面,不一定准确,所以我会在后文提出全新而完整的释义;列举它们只是为了表明中国文化界对左衽的常见认知与态度。

转载本文时,禁止将辞典释义(即附录1)单独列出转载,以免误导其他读者。

1)1990年《中文大辞典》(台湾)

左衽谓衣襟向左,夷狄之俗也。[77]

《左衽吟:华夏衣冠民族精神之管窥》连载2:春梅狐狸文章硬伤举例

《中文大辞典》“左衽”词条

2)1990年《中国古代衣冠辞典》(台湾)

①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不同于中原一带人民的右衽。后因以左衽指受外族的统治。②死者的葬服。[78]

《左衽吟:华夏衣冠民族精神之管窥》连载2:春梅狐狸文章硬伤举例

《中国古代衣冠辞典》“左衽”词条

3)1993年《汉语大词典》

左衽:衣襟向左。指我国古代某些少数民族的服装。后因以“左衽”指少数民族。[79]

4)1996年《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

左衽:①古代死者殓服。衣襟向左,不用钮扣,有别于生者的右衽之衣。②古代少数民族服装。不同于中原人民的右衽之服。先秦时已见其俗。秦汉以后沿续不衰。亦以左衽比喻外族。[80]

5)2002年《古代汉语词典》

左衽: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掩,不同于中原一带人民的右衽。后也用左衽为外族统治的代称。[81]

6)2007年《服饰成语导读》

披发左衽,含有落后、不开化之意;后亦借指异族入主。[82]

7)2009年《辞源》

左衽:①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不同于中原一带人民的右衽。后因以左衽指受外族的统治。②死者的葬服。[83]

8)2009年《辞海》

左衽:我国古代某些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开,异于中原一带人民的右衽。当时中原地区的人因以左衽为受异族统治的代辞。[84]

9)2015年《新华成语大词典》

被发左衽: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我国古代某些少数民族的装束。含落后、不开化意。也作“披发左衽”。[85]

10)2015年《中国古代服饰辞典》

左衽:①周礼规定死者殓服的衣襟向左,不用纽扣,以区别于生者的右衽之衣。②少数民族服装多是左衽,借指少数民族服饰,后引申为少数民族或非中原民族的代称。在少数民族统治的辽金元时期,左衽也用于汉族的士兵、官吏。[86]

11)2016年《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台湾)

衣服前襟向左侧开,为古代夷狄服装的特色。隐喻为异族同化。[87]

资料注释

[21] 春梅狐狸:《如何看待高春明:他带领很多人认识古代服饰,却也误导很多……》,公众号“传统服饰”,2018-01-26,http://mp.weixin.qq.com/s/RqsLYK4ScXfkBr-ixXc6TQ

[22] 李斌:《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编撰经过》,《看历史》2014年第4期,第64页;

李斌:《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编撰经过(下)》,《新民晚报》2014年05月19日第A24版;

李斌:《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编撰始末》,《读书文摘》2015年第3期

注:本文所参考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并非1981年原版。

[23]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0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515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30页

[24]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254页;

蔡子谔:《中国服饰美学史》,河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709、719页;

沈从文、王孖:《中国服饰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

[25]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37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373页;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255页;

周汛、高春明:《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244页;

陈茂同:《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88页;

孙晨阳、张珂:《中国古代服饰辞典》,中华书局2005年,第186页

[26] 蔡子谔:《中国服饰美学史》,河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719页;

曾慧洁:《中国历代服饰图典》,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46页

[27]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370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364页;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254页

[28]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377页;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373页

[29]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377页;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374页

[30] 周汛、高春明:《中国衣冠服饰史述略》,《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代序,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9页

[31] 周汛、高春明:《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彩图167

[32] 黄能馥、陈娟娟:《中华历代服饰艺术》,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309页;

黄能福、陈娟娟、黄钢编:《服饰中华——中华服饰七千年》第2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5页

[33]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10页;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516页;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31页

[34] 孙世圃:《中国服饰史教程》,中国纺织出版社1999年,第146页

[35] 徐寒主编:《中国历史百科全书·社会生活卷》,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36] 冯泽民、刘海清:《中西服装发展史教程》,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

[37] 郝艳华:《云想衣裳花想容——中国历代服饰》,辽海出版社2011年,第105页

[38] 黄辉:《中国历代服制服式》,江西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212页

[39] 王鸣:《中国服装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0页

[40] 刘永华:《中国历代服饰集卒》,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1页

[41] 刘瑞璞、陈静洁编:《中华民族服饰结构图考·汉族编》,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年,第63页

[42] 马兆锋:《刀锋上的帝国:宋辽夏金元乱史》,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91页

[43] 潘行荣遗作:《元集宁路故城出土的窖藏丝织物及其他》,《文物》1979年第8期,第32页

[44] 刘瑞璞、陈静洁编:《中华民族服饰结构图考·汉族编》,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年,第65页

[45] 陈高华:《元代妇女服饰简论(上)——服装和化妆》,《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46] 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第4期,第45-46页

[47]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367、37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372-376页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255页;

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3·内蒙古》,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24-225页

[48] 辽宁省博物馆、凌源县文化馆:《凌源富家屯元墓》,《文物》1985年第6期,第60页

[49] 辽宁省博物馆、凌源县文化馆:《凌源富家屯元墓》,《文物》1985年第6期,第62页

[50] 辽宁省博物馆、凌源县文化馆:《凌源富家屯元墓》,《文物》1985年第6期,第63、64页

[51] 王久刚:《西安南郊元代王世英墓清理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第59、61页

[52] 王久刚:《西安南郊元代王世英墓清理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第68页

[53] 王久刚:《西安南郊潘家庄元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9期,第49、53、54-55页

[54] 王久刚:《西安南郊潘家庄元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9期,第60页

[55] 文艳:《横山发掘一座罕见元代壁画墓墓主为蒙古人:墓主夫妇六人并坐宴饮,小康之家生活气息浓郁》,《西安日报》,2015年1月19日,http://epaper.xiancn.com/xarb/html/2015-01/19/content_347008.htm

[56] 邢福来、苗轶飞、冯博、姚俊涛、赵西晨:《陕西横山罗圪台村元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第67-68、69、76页

[57] 孙进已:《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2页

[58] 《旧唐书》卷199下,中华书局2000年,第3644页

[59] 董晓荣:《蒙元时期蒙古族衣着左右衽与尊右卑左习俗》,《兰州学刊》2010年第3期

[6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

[61] 刘恒武:《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壁画》,《收藏家》1999年第2期

[62] 也有论文有不同意见,侯新佳等在《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墓主族属浅析》结论认为“墓主人应该是从宣德州迁至陕西地区居住的北方汉人”。该文中又“推测墓主人可能为金代遗民”,似有矛盾。文中指出:金统治者为防止女真人完全汉化,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十二月,诏“禁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及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以及“不少汉人冒用蒙名,仿袭胡俗,以谋取实际利益。”可见相关问题的复杂性。

该文作者也承认墓主服饰为蒙古服饰:

就服饰而言,该墓壁画中人物衣着皆为蒙古服饰,但这并不能作为认定墓主人即为蒙古人的依据。……该墓壁画中女主人李氏河中府人身为汉人,但在画中头戴蒙古贵妇常戴帽子——姑姑冠,身穿左衽袍服,正是对当时汉人穿着蒙古服饰社会现象的直接佐证。

陕西省蒲城洞耳村壁画墓和此类墓葬风格相似,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众多因素说明该墓男主人虽身着蒙古服饰但不一定就是蒙古人。

见:侯新佳、李根枝、张芳《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墓主族属浅析》,《黄河·黄土·黄种人(华夏文明)》 2016年第3期

笔者不太赞同该文,该墓反映的是汉、女真、蒙元文化的复杂交融、相互影响,但建筑格局等鲜明的蒙古特征并不是汉人随意能仿冒的,即便真的是仿冒,也只能说明汉人(及其服饰)受到了蒙古文化的影响。2006年,孙大伦在《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发表《陕西蒲城洞耳元墓壁画的艺术特征》,其中认为:

洞耳壁画中蒙古包式的建筑格局及帷慢、人物的“金答子”暖帽、“辫线袄”、络缝靴、“姑姑冠”、“婆焦”发式、四方瓦楞帽等均具蒙古民族的特征,而壁画中男女服皆左衽却是女真习俗,器物、梁杭彩画、屏风条案、庭院湖石栏杆及“童子戏花”等又是汉风所属,甚至女墓主本身就是汉人,这就使洞耳壁画在反映民族文化交融方面,比同时代的其他墓要丰富得多。

这里有三个细节, 突出了元代在服式方面的特点:1.元代女子的衫襦,大多窄袖,衣长覆腰,汉族多右枉,蒙古族多左衽;2.衫襦外罩之“半袖”,元代宽肥,隋唐较窄;3.元代裙长至足部,不像宋代特别是北宋那样长裙拖地,以致足不外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合壁画形象来看这三个细节,也同时说明了壁画绘制者所遵循的,依然是唐宋以来的现实主义绘画传统。

更早前,呼林贵等在《文博》1998年第5期发表《蒲城发现的元墓壁画及其对文物鉴定的意义》,其中多处认定了墓主人的身份:

壁画中人物的发式和服饰时代特征比较明确,这一点不需多言。然而人物的站立姿势大多都两腿叉开,站立稳固,而这一点与元代墓葬中发现的大量陶俑的姿势相同,这里面包含了明确的时代共性,反映了草原民族宽广的胸怀和个性。

人物所着服饰的描绘不同于唐代的单薄如蝉翼。也不同于宋代的大衣长裙。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厚重,这也同于元代墓葬出土陶俑的服饰刻划特征。

壁画中人物面部都比较扁平,没有棱角感,这恰好符合蒙古人种的生理特征。这一点也是探索时代和地域特征的最好参照图样。

见:呼林贵、刘合心、徐涛《蒲城发现的元墓壁画及其对文物鉴定的意义》,《文博》1998年第5期

综合以上,笔者倾向赞同原报告的观点,即男主为蒙古人、女主为汉人。其实不论墓主民族身份为何,都反映了蒙古文化(及女真文化)对汉族文化的相互影响。

[63] 黄能福、陈娟娟、黄钢编:《服饰中华——中华服饰七千年》第2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5页

[64] 《堂中对坐图》见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7·陕西下》,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56-457页;

《醉归乐舞图》见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7·陕西下》,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64-465页

[65] 邢福来、苗轶飞、冯博、姚俊涛、赵西晨:《陕西横山罗圪台村元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第67、68页

[66] 萧大亨:《北虏风俗》,(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第14页

[67] 顾颉刚:《被发、左衽》,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第150页

[68] 顾颉刚:《被发、左衽》,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第152页

[69] 汉语大字典工作委员会:《汉语大字典(9卷本)》,崇文书局、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81页

[70] 李石岑:《大师的国学课·中国哲学十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71] 汪家文:《驳王威之流对汉服复兴的狂吠兼谈批判满清诸问题》,岭南汉服,2014年9月,http://www.gzhf.org/09161064.html(可直接翻至第二部分、第2小节)

[72] (汉)司马迁:《史记》卷47,中华书局1999年,第1556页

[73] 春梅狐狸:《【传统服饰】2015年推送全集》,公众号“传统服饰”,2018-01-05,https://mp.weixin.qq.com/s/Y18J17-HbaKoFGADjGpbBg

[74] 春梅狐狸:《【传统服饰】2016年推送全集》,公众号“传统服饰”,2017-01-01,http://mp.weixin.qq.com/s/_qP6rELNFDutnbxUUNfG_w

[75] 春梅狐狸:《【传统服饰】2017年推送全集》,公众号“传统服饰”,2018-01-05,http://mp.weixin.qq.com/s/4mZ-f-HyHI4BJCn3LuJ-iA

[76] 亦明:《关于方学研究的几点个人看法》,中国学术评价网,2000-12-01,http://www.2250s.com/v1/read.php?4,845

[77] 《中文大辞典》,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90年,第4517页

[78] 卢翰明:《中国古代衣冠辞典》,常春树书坊1990年,第112页

[79] 《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第2708页

[80] 周汛、高春明:《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243-244页

[81] 《古代汉语词典(大字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084页

[82] 冯盈之:《服饰成语导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22页

[83] 《辞源(修订本)》上,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048页

[84] 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3090页

[85]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新华成语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069页

[86] 孙晨阳、张珂:《中国古代服饰辞典》,中华书局2015年,第186页

[87] 《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台湾“教育部”,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Z00000139411

来源岭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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